中信建投：共同富裕路径下的政策方向和投资选择（附五大主线）

　　原标题：共同富裕路径下的政策方向和投资选择——共同富裕系列报告

　　来源：文涛宏观债券研究

　　黄文涛 孙苏雨

　　摘要

　　2021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习主席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罗斯托认为在走向成熟阶段，分配比增长更重要。

　　共同富裕的背景：近年来，我国的收入分配整体改善，但财富积累的差异较为明显。过去五年，扶贫政策有效地提高了贫困人口的收入，但经济增长和市场化减贫的边际弹性在降低。2020年的新冠疫情又主要冲击了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行业，造成低收入群体的困难，导致共同富裕更具急迫性。

　　共同富裕的政策方向：（一）共同富裕仍然是在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逐步实现的。因此，对于吸纳大量就业的制造业、有利于改善居民生活水平的高端制造业，政策将持续重视。（二）共同富裕亟待收入分配领域改革并加强民生建设：初次分配的劳动者保护，再分配政策的社会保障问题，三次分配体系的建设都将继续推进。（三）共同富裕政策更多是指向发展权和发展机会的公平，将推进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四）反垄断、强调资本发展的规范性、调节高收入并严控非法收入。相关政策包括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推动形成高标准市场体系等。（五）将共同富裕的范围从物质扩展到精神领域，从而可能对文化教育产业中的不规范行为进行整顿。（六）改善分配差距还需城镇化和房地产等多方面政策配合。

　　共同富裕带来的投资机遇：（一）共同富裕需要夯实增收基础：贫困地区、落后地区、低收入人群将获得更多新老基建的资源倾斜，关注互联网硬件软件、数字经济、核心城市地产和房屋租赁。（二）培育增收亮点：高端制造业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收入的重要增长点，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等科技产业仍享受政策红利。（三）缓解增收忧虑：政策提供更多优质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实际上是为居民提供收入保障，缓解居民收入忧虑感，相关行业在中期仍有广阔发展空间。（四）丰富增收渠道：三次分配或促进基金会、慈善机构发展，促进居民目前地产为主导的资产保值模式向更多资产平衡，均会为资本市场带来长期增量资金，利好股债和券商保险等行业。（五）随着共同富裕的逐步实现，居民收入较大提高，消费升级的空间被打开，具备品质改善的消费品和文化、传媒、体育、休闲等服务业有望迎来高增长。

　　风险提示：政策不及预期。

　　前言

　　2021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向着这个目标更加积极有为地进行努力”。

　　那么，我国提出共同富裕的理论沿革和历史背景如何？又有何现实考虑？共同富裕的提出对于政策走向和经济图景将会有何影响？又将如何指导投资方向？请阅读我们的系列报告。

　　一、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关于共同富裕的相关论述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从狭义层面上主要强调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基础上劳动者通过按劳分配实现的生活资料平等占有的状态；广义层面上则主要强调全体社会成员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基础上通过联合劳动生产和共享社会产品所达到的一种平等状态，体现的是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实现富裕的平等性和机会的公平性。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的精神正是聚焦于广义的共同富裕，聚焦富裕的平等性和机会的公平性。会议指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

　　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罗斯托总结世界各国发展历程中的共有规律时提出，成熟阶段的国家将形成中产阶级为主导的社会，在这一阶段分配比简单增长更重要。罗斯托提出经济成长阶段的理论。他试图用经济理论解释经济历史的进程，把社会发展分为必须依次经过的6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准备阶段、起飞进入自我持续增长的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在起飞阶段， 一般会使社会超过大众消费水平的剩余不要流入那些用于窖藏、奢侈性消费或低生产率投资支出的人手里，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以完成原始积累的过程和进行再投资。贫富分化对经济增长约束的显现，是起飞完成的社会标志之一。而随着社会的成熟，劳动力走向成熟、受到过高度专业的训练，这些劳动力对经济平等和政治社会的要求也有所提高，要求改革的呼声提高。大众消费时代中，也就是在启动内需的过程中，起飞阶段的贫富分化将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约束作用。

　　二、共同富裕的政策沿革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先富带动后富”。党的十三大提出“我们的分配政策，既要有利于善于经营的企业和诚实劳动的个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将效率放在了重要的位置。实际上，“先富带动后富”的论述更多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分配制度改革激励生产效率的提升。当下的共同富裕改革依旧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理论框架下，高质量的发展依旧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最重要宏观环境。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也指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重点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

　　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十九届五中全会以来，共同富裕成为政府、市场高度关注的问题。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此后，在十四五规划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到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指出“制定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以城乡居民收入普遍增长支撑内需持续扩大”。《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也指出“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具体政策主要集中在反垄断，以及教育、医疗、房地产等影响居民获得感幸福感的主要领域。房地产领域，出台了“三线四档”的融资新规、《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供地两集中”、保障性住房、《持续整治规范房地产市场的通知》等，分别从融资、土地、流通等环节对房地产市场做出规范。而反垄断领域则出台了《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并对一些大型互联网平台的秩序进行规范。从政策主线分析，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产业特别是直接消费比例较高的服务业行业、垄断行业更容易受到监管政策的关注。

　　三、共同富裕提出的历史背景

　　（一）近年来，我国收入分配整体改善

　　近年来，我国的收入分配整体改善。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收入差距自2008年以后整体呈下降趋势，近年来略有反复。按照世界不平等数据库的测算，2019年我国收入最高的10%群体占有约41%的居民总收入，相当于1980年的1.52倍。此外，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相比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较小。

　　财富积累的差异更为明显。按照世界不平等数据库的统计，我国持有财产最多的10%群体占有约67%的财富，这一比例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当。而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的结果相对保守，但也高达47%。将财产分为房地产等实物资产和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后可以发现，持有对应资产前10%的群体占有了58%的金融资产和47%的实物资产。

　　与世界上主要国家相对比，我国的分配状况处于中等位置。2019年，美国前10%收入最高的群体占有全部居民部门总收入比例达到45%，高于我国。从更长的历史趋势观察，二十世纪初，美国最富有10%群体占有的财富比例一度超过80%；而英法德等欧洲国家中最富有的10%群体占有的财富比例在这一时期甚至接近90%。与近年来市场化改革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基尼系数远小于俄罗斯、印度和巴西，在发展中国家处于较低位置。

　　（二）疫情对产业结构的非对称冲击，加剧了分化的速度

　　新冠疫情对低收入群体的冲击更明显，且恢复速度较慢。202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大幅下降的同时，收入中位数相比平均数有显著的降低，意味着收入差距有所扩大。自六月确诊病例首次归零、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有所恢复，但是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依旧没有明显改变。西南财经大学家庭金融研究中心的调查报告也显示，年收入超过30万的群体在疫情期间收入仍在持续增加，而年收入不足5万元的低收入群体不仅受到了最严重的冲击，而且恢复速度较慢。

　　新冠疫情明显降低了农民工群体的收入水平。2020年，农民工外出人数降幅超过30%，意味着隐含就业率的上升。农民工收入增速在2020年全年也小于0，意味着群体收入质量的下滑。常态化疫情防控后，农民工外出人数虽有恢复，但仍旧不及疫情前的水平，同时，农民工的收入增速恢复复合增速也不及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

　　新冠疫情主要冲击了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可能造成低收入群体的就业困难。2020年，受到疫情冲击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速整体下滑。从三大类产业划分看，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2.1%，低于第二产业的增速2.6%。在第三产业细分中，住宿和餐饮业的增速约为-11%，批发和零售业增速约为0%，而金融行业的增速高达10.3%，显示消费服务业受到的冲击最大。第二产业中，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纺织服装、金属制品修理和家具制造业的增速为负，而计算机、汽车、专用设备和医疗制造业则快速修复，全年仍旧录得较高增速。对比新冠疫情冲击之下的不同行业增加值增速我们发现，新冠疫情加剧了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行业的衰退速度。可以推断，低收入群体的就业和劳动收入受到严重冲击。

　　疫情冲击下，失业率没有明显提高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自愿放弃就业。东亚国家中，自愿放弃就业而非失业比例决定劳动类收入差距。适龄人口劳动类收入差距主要由初始分配、就业比例和就业意愿决定。具体可以拆分为工资收入、个体经营收入、兼职收入、就业比例和自愿放弃就业比例。根据东亚国家的经验，自愿放弃就业比例是影响劳动类收入差距的最重要因素。统计了OECD国家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劳动类收入差距，发现全部适龄有工作群体的初次分配基尼系数约为0.37，考虑到失业群体后基尼系数小幅扩大到0.42，但进一步考虑自愿放弃就业的适龄工作人口后，基尼系数高达0.53。特别的，在东亚的韩国和日本中，自愿放弃就业使劳动类基尼系数上升0.2（30%）左右。在东亚国家的文化传统中，当经济增速下滑和就业情况恶化时，大量女性由就业状态转为“家庭主妇”，从而造成失业率没有显著上升的情况下收入分配恶化。而在我国，相似的文化背景、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性叠加统计制度的缺陷，可能使得疫情在没有对失业率造成明显冲击的情况下，通过“自愿放弃就业”拉大劳动类收入差距。

　　（三）扶贫取得历史性胜利

　　  过去五年，扶贫政策有效地提高了贫困人口的收入。2016年以来，通过脱贫攻坚特别是产业脱贫的政策，我国极端贫困人口的就业状况出现改善，至2019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末的9899万人减少至551万人，累计减少9348万人，2020年更是实现全面脱贫；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的10.2%下降至0.6%，累计下降9.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农村最低20%居民的收入水平持续提高，且明显快于人均收入的提升速度。

　　但经济增长和市场化改革对减贫的边际弹性在降低。经过数十年的城镇化发展，农村人口中的剩余劳动力数量在持续下降，剩余人口多为老弱病残等难以通过市场化手段增收的人群。农民工总量增速和外出农民工增速都降至1%以下。在经济增长中枢整体下滑和产业结构向知识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转移的情况下，劳动力流动、产业结构转型对于消除贫困的作用将在边际上减弱，从而造成分配差距改善的效果减弱。

　　就业结构上，制造业、建筑业等吸纳就业的能力下降，导致农民工向工资较低的服务业流动。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房住不炒的大背景下，低端制造业、建筑业增速乏力。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对劳动力的需求产生影响，造成农民工由工资相对较高的制造业、建筑业向技术含量少、收入相对较低的服务业转移，从而影响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此外，贸易结构变动，相当一部分外贸出口企业特别是低端加工业开始向国外转移，可能对低技术劳动力收入水平产生负面冲击。

　　下一阶段政策可能将更加重视调节不合理的高收入、加强反垄断和抑制资本无序扩张等。观察2013到2020年五个等分组别收入占全部居民收入的比例不难发现，最低收入的20%群体收入占比有所提高，为降低贫富差距提供正贡献；而最高收入的20%群体收入占比先降后略微有所上升，导致中间收入群体（20%-80%）收入比例有所下降。

　　四、共同富裕对经济的影响

　　  分配差距扩大可能导致居民部门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当一个理性人所拥有的收入越高时，其消费总量上涨的同时边际消费能力下降。我们对比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的居民消费占GDP比例与基尼系数的关系后发现，在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中，居民消费的能力相对较弱。我国的情况与此类似，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消费支出的占比在下降。结构上，高收入户的消费支出占比约为60%；中等收入户约为70%，低收入户约为80%，从侧面说明分配差距扩大可能降低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导致消费动力不足。

　　收入分配还与可选/必选的消费结构有关。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只能维持必须的消费支出，而高收入群体则能使用闲置的资金购买大宗、高价值的可选消费品。财富流向富裕群体带来消费整体不足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上世纪初至二战前，美国的收入贫富差距处于极高的水平，最富有10%群体占有超过80%的私人财富。可以观察到，这一时期的消费行为以耐用品和服务类的可选消费为主。20世纪初，耐用品在全部消费中一度占据了将近20%的比例，而服务消费更是接近50%。此后，随着1930s后国家干预政策有效地降低了贫富差距，耐用品和服务消费的占比迅速下降。

　　收入分配差距使得低收入群体更加依赖消费信贷，提升居民部门杠杆率，酝酿风险。高收入群体不断上升的消费能力可能刺激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冲动。然而，如果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却长期停滞不前甚至下降，因此只能通过加大负债来实现这一目的。另一方面，政府对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有限，也往往通过宽松的消费信贷政策来促进低收入群体的消费。但这种过度的借贷消费是不可持续的，可能会导致微观居民的破产和宏观金融风险的上升。20世纪初的美国，与极高的贫富差距相对应的是快速增加的短期消费贷款，按照Olney（1991）的统计，从1917年到1929年，短期消费贷款从25亿美元上涨近3倍至75亿美元。同时，个人净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不断降低，并最终导致金融风险积累。

　　贫富差距扩大导致“相对剥夺感”，从而影响社会稳定。“相对剥夺感”是由美国社会学家斯托弗在《美国士兵》一书中首先提出的， 并逐渐发展为一种关于参考群体的行为理论。相对剥夺感是一种矛盾的社会心理，这种心态的产生使人们将自己的命运与那些地位相近但并不完全相似的人或群体进行比较，并把他们作为自己潜在的对手。在这种社会心理机制下，相对剥夺感的强度与经济收入的绝对值没有明确的关系，但与经济收入的相对分化有关。因此，贫富分化的速度越快，之前处境相似的群体之间的境遇分化越严重，相对剥夺感对社会稳定的影响越来越明显。

　　四十年经济发展的同时，原先平均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出现分化，导致相对剥夺感上升。我国当前的贫富差距有分配制度改革、资源分配、市场趋势、个人能力和贡献等合理原因，也有一些垄断性、制度外的不合理因素，这些因素或许会加剧社会弱势群体的不平衡感，可能对社会结构的稳定造成影响。

　　五、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方向与投资机遇

　　近代史上意义最深远的一次分配差距改善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后，全球多数国家的贫富差距都有所缩小。二次世界大战前，国家干预主义通过提高累进税率、限制国际投资、拆分垄断企业来降低收入分配差距。世界大战后，强势的工会和不断增加的社会保障力度继续有力的限制了分化的速度。而80年代自由主义思想兴起以后，国家干预的退出导致两极分化的速度加快。

　　  历史经验和我国现实情况表明，实现共同富裕最重要的还是财税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的系统性改革。按照财政部长刘昆在《建立现代财税体制》一文的思路，考虑到间接税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不明显，因此税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是从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转变。包括健全以所得税和财产税为主体的直接税体系，适时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修法，合理扩大纳入综合征税的所得范围；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建立健全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此外，我们认为遗产税、赠与税的立法也是考虑选项。

　　  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以及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文件精神为实现共同富裕指出了方向：

　　第一，共同富裕仍然是在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逐步实现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坚持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因此，保持经济的平稳发展、引领产业优化升级、强化战略科技力量，特别是解决“卡脖子”的科技创新产业问题仍然是现今政策的主要发力点，这也是达成2035远景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对于吸纳大量就业的制造业、有利于改善居民生活水平的高端制造业，政策料将持续重视。

　　第二，共同富裕亟待收入分配领域改革并加强民生建设：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主线一是在初次分配中增加劳动收入占比，平衡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提高劳动的获得感；二是在再分配的过程中注重公平，提升低收入群体上收入水平、扩大中产阶级比例并调节高收入群体。会议指出“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重点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制度安排”。我们判断，分配制度将在量力而行的基础上更加制度化、体系化、精准化。具体的，劳动者保护、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大学生就业等政策还将持续发力；而再分配政策将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向中低收入群体倾斜，兜底救助体系、完善养老和医疗保障。三次分配体系的建设将会逐步加快，慈善、基金会等在社会中的重要性也将提升。

　　第三，共同富裕政策更多是指向发展权和发展机会的公平：会议指出“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预计将会有一系列人力资本相关的政策推出，特别是普惠性的人力资本投入，提高整体的受教育能力，并着力培养重点产业人才。此外，地域和城乡间不平衡的教育、医疗资源不仅影响居民的获得感，更可能损害发展权和发展机会的公平。我们据此推测，将有一系列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举措出台，包括教育和医疗改革、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落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此外，针对公共服务在城乡之间存在不平衡的问题，精准扶贫、坚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畅通农民工外出就业渠道等战略性政策也逐步推出。

　　第四，反垄断、强调资本发展的规范性、调节高收入并严控非法收入：会议指出“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整顿收入分配秩序，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保护合法致富，促进各类资本健康发展“。与此相关的政策可能还包括反垄断，特别是民生领域的反垄断。例如前期会议强调的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推动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完善的高标准市场体系等。

　　第五，将共同富裕的范围从物质扩展到精神领域：会议指出“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将共同富裕的定义扩展到精神领域。因此，强化社会主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将是文化产业的重要发展方向，也可能继续对传媒、娱乐、游戏等文化产业中的不规范行为进行整顿，合理扬弃。

　　第六，改善分配差距还需要就业、城镇化和房地产等多方面政策配合：首先，要着力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就业水平和就业质量。对中低收入群体而言，消费主要取决于工资收入，而工资收入主要依靠就业。如果就业状况不理想，就不利于中等收入群体市场潜能的释放。因此，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中，就业处于更加枢纽的地位。其次，要着力缩小城乡差距、继续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特别是财产类收入水平。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激发农村资源要素活力，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推动改革不断取得新突破。农业农村部表示，2021年要深化新一轮农村改革，激发农业农村发展动力和活力。新一轮农村改革包括持续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全面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大力发展新型集体经济，推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最后，坚持城镇化与房住不炒，与主要发达国家超过80%的城镇化率相比，我国60%左右的城镇化率相对较低，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未来通过乡村振兴将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异，推动共同富裕，同时带动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同时，限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既能降低财产类贫富差距的分化速度，也能降低城市新居民的生活成本，加快城镇化的速度。

　　在推动共同富裕的进程中，以下投资方向建议关注：

　　第一，为了实现居民的共同富裕，首先要促进收入的实质性增加，我们预计相关增收举措将带来以下机会：

　　（1）夯实增收基础：贫困地区、落后地区、低收入人群将获得更多新老基建的资源倾斜，关注互联网硬件软件、数字经济、核心城市地产和房屋租赁。

　　基础设施在区域之间、不同收入人群之间的均等化，对后富人群增加收入至关重要。其中，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交通等设施，也包括互联网、数字产品等新设施。这些政策方向体现在乡村振兴、城镇化等思路中。需要强化交通运输网络支持，在城市群和都市圈构建轨道交通、高速公路为骨架的多层次快速交通网，加强交通干线、交通枢纽与中小城市之间的联系，从而带动交通运输、城市管网升级改造等基础设施相关产业的持续需求，以及租赁住房产业链等。此外，针对互联网等数字资产的不平等，相关的智能化、数字化产品也有可能在乡镇、偏远地区等增加投入。相关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将利好相关硬件、软件、地产行业。

　　（2）培育增收亮点：高端制造业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收入的重要增长点，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等科技产业仍享受政策红利。

　　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是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重点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而高端制造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是高质量发展格局下提供新的增长点、增加收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力量。730政治局会议也提出的“加快解决’卡脖子’难题，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所谓专精特新企业，按照财政部的定义是指工业“四基”领域或制造强国战略明确的十大重点产业领域，其中与共同富裕逻辑紧密的包括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农机装备等。

　　（3）缓解增收忧虑：政策提供更多优质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实际上是为居民提供收入保障，缓解居民收入忧虑感，相关行业在中期仍有广阔发展空间。

　　近期政策出台一系列整顿校外教育培训、促进医疗服务和养老服务均等化措施，也是呼应了共同富裕的政策目标。实际上，虽然教育、医疗等行业短期会受到相关政策的压力。但长期看，真正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和生产力的教育产业还将脱颖而出，例如部分优质的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同时，医疗行业虽然目前面临着质量参差不齐、收费整体混乱等问题，但在经过整顿后，有利于短期疫情防控、长期生活质量提高的企业仍将领跑。

　　（4）丰富增收渠道：三次分配或促进基金会、慈善机构的壮大，促进居民目前地产为主导的资产保值模式向更多资产平衡，均会为资本市场带来长期增量资金，利好股债和券商保险等行业。

　　第三次分配需要企业家、高收入群体依照自愿的原则回馈社会，而当前我国的慈善捐赠水平和基金会规模、质量都远远落后于发达经济体。未来随着相关政策的配套和意识突破，慈善捐赠和承载慈善功能的相关基金会料将增多。而根据国外的经验，慈善基金会一般采取长期投资的形式以达到负责任、可持续的目的，因此料将向金融市场注入长期稳定资金，从而带来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此外，目前居民资产保值增值的主要手段集中在地产，这不利于全体居民的财富均等化。逐步引导居民资金从地产向更多资产进行均衡配置，也会有利于股市债市的表现。券商保险等资管行业将享受长期红利。

　　第二，随着共同富裕的逐步实现，居民收入极大提高，消费升级的空间被打开，具备品质改善的消费品和文化、传媒、体育、休闲等服务业有望迎来高增长。

　　（1）共同富裕有利于扩大中产阶级，提升消费水平，促进消费升级，从而带动消费增长。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消费，也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这使得创造和挖掘新的美好生活需求的能力，即挖掘新消费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具备了挖掘新的消费力的能力，才能为生产力指明航向。而这些，都需要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根本支撑。伴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消费能力也将有所提升。我们判断，消费升级的路径将是从生存性消费向发展性消费，从商品性消费向服务性消费升级。未来中产阶级占比提升后，对于汽车、家电等可选消费的配置和更新需求将会提升，同时对于提升生活水平和便捷度的供应链整合、渠道整合等服务业态也有裨益。体验式消费、个性化消费应因此而受益。

　　（2）共同富裕是物质与精神的共同富裕，因此高品质的文化、传媒、体育、休闲等服务业也有望迎来增长。

　　会议指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要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同理，从长期看，在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升级、精神文化需求不断上升的情形下，积极正面、具有文化先进性和引导力的文化产业也将迎来增长机会。相关文化产业涉及传媒、体育、文化休闲等，国务院也在8月初发布|《关于引发全民健身计划的通知》，指出“县（市、区）、乡镇（街道）、行政村（社区）三级公共健身设施和社区15分钟健身圈实现全覆盖，带动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达到5万亿元”，将带动体育产业和体育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

　　风险提示：政策不及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