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通策略】农民工城镇化将提振大众消费——共同富裕系列2（荀玉根、吴信坤、杨锦）

　　【海通策略】农民工城镇化将提振大众消费——共同富裕系列2（荀玉根、吴信坤、杨锦）

　　来源： 股市荀策

　　核心结论：①当前我国最突出的收入差距是城乡间的收入差距，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共同富裕的重点。②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成为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加速农民工城镇化进程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③从城乡消费结构差异看，农民工城镇化将加速大众消费的品牌化趋势，关注服装、乳制品、连锁餐饮等领域。

　　农民工城镇化将提振大众消费——共同富裕系列2

　　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要求扎实促进共同富裕，我们在《橄榄型社会是共同体富裕核心——共同富裕系列1》中梳理了相关政策脉络，探讨共同富裕的核心所在和实施路径。共同富裕要求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是重要抓手。随着农民工城市化的逐步加速，大众消费将受提振。

　　1．共同富裕的重点在于缩小城乡差距

　　当前我国收入分化较大，低收入人群基数大。国际上通常用基尼系数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居民收入差距，基尼系数为0表示绝对平均，为1表示绝对不平均。从基尼系数看，根据2019年Harvard SWIID《The Standardized World Income Inequality Database， Versions 8-9》的数据，丹麦、德国等基尼系数低于0.3，居民收入分化程度较低。美国、日本、英国、俄罗斯等主要经济体的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分化水平处于中等水平。南非的基尼系数接近0.6，这属于分化严重的状态；印度、巴西、印尼、智利、埃及等都在0.4以上，收入分化程度较高，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2，也属于这一区间。从收入倍数看，根据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的数据，2019年中国收入最高20%人群的平均收入是收入最低20%人群平均收入的30倍，而从发达国家中收入分化较低的德国和日本的数据来看，德国仅为18倍，日本仅为19倍。综合以上基尼系数和收入倍数两个指标，可见我国居民收入分化程度较高。同时，中国还有庞大的低收入群体。尽管2020年我国经济总量已经突破100万亿元大关，人均GDP也已经超过1万美元，但根据中国青年报援引新华网的报道，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会指出中国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从居民收入分布来看，根据新浪网援引《中国统计年鉴2019》的数据，我国不同收入阶层人口分布呈现金字塔型，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中低收入人群占比高达89%，距离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布结构尚有差距。

　　缩小城乡间的收入差距是共同富裕的重点。8月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而当前我国最突出的收入差距就是城乡间的收入差距。改革开放以来，受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和制度的约束，我国城乡间发展不平衡、居民收入差距大的鸿沟持续存在。近年来，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较大成果，消除了农村地区的绝对贫困。在低保、惠农、户籍制度改革等政策影响下，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差距也呈现缩小趋势，但截至2020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31元，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43834元，城乡居民收入倍数仍高于2.5，表明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之间的不平衡问题仍然严重。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能够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共享经济发展的丰硕成果，促进社会公平和谐稳定；同时，有利于扩大内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综上，缩小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是共同富裕的重点。

　　2．农民工城镇化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重视农民工群体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农民工是由于我国在城乡二元体制结构下，农民在向城市转移、进行职业转变的同时，却无法实现社会身份转变，而出现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是我国农民向市民转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过渡形式。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尽管20年农民工数量较上年有所下降，但全国农民工总量仍有2.86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达1.7亿人。从受教育情况看，大部分农民工学历不高，文化程度在大专及以上的农民工占比仅为12.2%、低于全国的15.5%。从就业情况看，农民工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比重为27.3%、建筑业为18.3%、批发和零售业为12.2%。尽管农民工在城市中从事非农业工作，但文化程度较低、多数从事劳动密集性工作，人均工资收入也大幅低于城镇就业人员：20年农民工月均收入为4072元，折算为年收入约为4.9万元，远低于19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9.1万元。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成为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我们认为缩小城乡差距首先应从农民工群体着手。

　　缩小城乡差距要推进农民工城镇化。2018年开始，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即1980年后出生的农民工逐步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占比已达51.5%。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9年，90%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活动。这些农民工缺乏农业生产的必备技能，留在城市的意愿也更加强烈。但由于农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村土地所有权不能转移，农民工无法真正脱离农村土地，即便在城市中生活，在教育、医疗等方面也难以获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同时，农民工普遍缺乏技术型工作技能，多数只能从事报酬低廉的劳动密集型工作。以上因素影响下，农民工陷入了离不开又难以融入城市的困境中，收入增长也受到影响。在此背景下，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加速农民工城镇化进程成为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点。当前我国城镇化进程还未走完，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0年城镇化率仍远低于美、日、德等发达国家、为61%。如果根据户籍人口比重来计算城镇化率，我国的城镇化率仅为45.4%，之间存在着16个百分点的差距。这说明以农民工为主的大量流动人口仍未实现市民化，没有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新型城镇化将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带动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持续增长，有助于增加农民工的工作机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工资收入。同时，新型城镇化还将开展农业转移人口的职业技能培训，农民工群体有望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未来也最有可能转化为中等收入群体。因此，缩小城乡差距的重点在于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长效机制，推动游离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群体首先向城市居民转化。

　　推进新型城镇化，加速农民工城镇化进程。我们认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从降低农民工城镇化门槛，完善覆盖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等方面加速推进农民工城镇化，使之朝中等收入人群转化。

　　第一，加速农民工城镇化要降低农民工的落户门槛，需要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使农民工从城市“过客”转化为城市居民。“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已经提出要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发改委也提出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落实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政策。

　　第二，加速农民工城镇化要完善覆盖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农民工能够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压降住房、子女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刚性支出。发改委提出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未落户常住人口，确保农民工在就业、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与城镇居民逐步实现同等待遇。例如：住房方面，建立和完善覆盖农民工的保障性住房体系和住房公积金制度；教育方面，支持有条件地区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普惠性学前教育保障范围。

　　第三，加速农民工城镇化要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提升人力资本，进一步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和收入。20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农民工稳就业职业技能培训计划》提出要面向广大农民工群体，开展大规模、广覆盖和多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

　　我们认为加速农民工城镇化，将推动这部分中低收入人群逐步转化为中等收入人群。根据统计局的数据，我国目前中等收入人群的规模为4亿人，如果2.86亿农民工群体全部转化为中等收入人群，我国中等收入人群规模将接近7亿人，按照2020年末我国总人口数（14.1亿人）计算，中等收入人群占比有望接近50%，初步实现“橄榄型”社会结构。

　　3．农民工城镇化推动大众消费崛起

　　农民工城镇化将加速大众消费的品牌化趋势。我们在前文提出，农民工收入远低于城镇就业人员。从消费支出的绝对数看，农民工消费水平也远低于城市居民。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与上一代农民工的比较（王美艳）》中的数据，2016年新生代农民工家庭（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民工）的消费支出中，食品支出为9527元、衣着为1589元、生活用品及服务为680元，老一代农民工家庭的消费支出水平则更低；从绝对数来看，均远低于城镇居民家庭在食品（支出为23643元）、衣着（4935元）、生活用品及服务（4920元）上的支出。从各项消费支出占比看，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在食品（占比为31.8%）、居住（27.3%）、交通通信（18.7%）的支出占比均高于城镇居民家庭的29.2%/25.8%/12.9%，在衣着（5.3%）、生活用品及服务（2.3%）、文化娱乐和教育（8.7%）的支出占比低于城市居民家庭的6.1%/6.1%/9.6%。可见农民工由于收入水平低和社会保障缺失，没钱消费也不敢消费，极大制约了农民工的消费需求。

　　随着2.86亿农民工群体逐步成为城市居民，住房、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将得到保障，职业技能培训和再教育将提高由农民工转移而来的“新市民”的人力资本，进而实现劳动报酬的同步提高，逐步向中等收入群体转化，有望成为大众消费市场的新增长点。首先，农民工城镇化将提升其可支配收入，在收入效应的影响下，大众消费有望呈现总量提升的趋势。更为重要的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注重提高新市民对城市生活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随着农民工群体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他们的消费理念和消费行为将逐步向城市居民靠拢，更加注重品质消费、健康消费与服务消费，呈现出消费升级的趋势。但农民工群体的消费升级并非一蹴而就，我们认为大众消费中的品牌化趋势将首先演绎。我们在前期报告《各类消费品国产化的空间》中提出在“双循环”拉动内需、国货质量优势显现等因素的推动下，国潮品牌消费正逐渐崛起。国潮品牌中多为大众消费品，与进口商品相比具有价格优势，伴随着农民工城镇化和收入提升，大众消费的品牌化趋势将逐渐加速，关注服装、乳制品、连锁餐饮等领域。

　　①服装：目前我国服装市场依旧由海外品牌占据主导地位，根据Euromonitor的数据，2020年前20大市占品牌中，国内品牌的市占率合计仅为6.7%，低于海外品牌的12.8%。但近年来海澜之家、安踏、李宁等国内服装品牌在产品质量、口碑形象上正加速进步，打造核心竞争力，国产品牌的活跃度、话语权明显上升，与海外知名品牌的差距正快速缩小。例如运动服装中，20年安踏的市场份额提升至15.4%，已接近阿迪达斯的17.4%。随着农民工城镇化，收入水平逐渐提升，在爱国热情的加持下，具有价格优势的优质国产品牌将更受“新市民”消费者青睐。

　　②乳制品：受健康消费意识提升影响，我国乳制品市场持续扩容，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援引Euromonitor的数据，2020年我国乳制品市场规模达6385亿元；从市场竞争格局看，国产品牌主导我国乳制品市场，20年两大巨头伊利和蒙牛在国内酸奶和饮用奶市场的份额占比分别达54.4%/48.4%。但截至2019年，我国农村居民奶类人均消费量仅为7.3千克，远低于城市居民的16.7千克。随着新型城镇化加速，农民工等农村低收入群体逐步向城市居民转化，可支配收入不断提升，生活习惯逐步向城市居民靠拢，我们预计乳制品的消费量也将持续增加。其中，渠道渗透能力更强、产品线更丰富的乳制品品牌更容易收获新增消费者的认同。

　　③连锁餐饮：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餐饮业收入有所下滑，但连锁餐饮企业的营业额不降反升，反映出居民高品质的餐饮消费需求正不断提升。海底捞等连锁餐饮品牌为消费者提供了优质的用餐环境和服务，其菜品质量和创新能力突出，收获了广泛的认可度和良好的口碑，餐饮消费正朝品牌化的方向发展。未来随着农民工向城市人口转化，基本公共服务得到保障后，消费潜力逐步释放，餐饮方面的需求将从“吃饱”转变到“吃好”，餐饮企业的连锁化、品牌化趋势也将加速。

　　此外，农民工城镇化还意味着生活态度发生转变，他们参加城市文化生活并逐渐融入城市主流文化圈，文化娱乐消费也将受益。从数据上看，2016年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娱乐和教育上的消费支出占比为8.7%，低于城市居民的9.6%。根据《文化自觉： 从娱乐消费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高梦媛等）》在2013年对长三角外来务工人员的调查数据，新生代农民工已经表现出了对城市文化娱乐生活的向往，仅有1/4的新生代农民工仍然习惯农村的娱乐方式。随着农民工城镇化的加速，将拉动电影、旅游等文化娱乐消费需求。

　　风险提示：共同富裕政策推进进度不及预期，宏观经济下行导致消费疲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