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市回忆录|王平：往事钩沉——中央结算公司创立时期的亲历回顾

　　中央结算公司原副总经理  王平

　　经国务院同意，1996年底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央结算公司”）在中国证券交易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交”）基础上正式改组设立。自1994年起，在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简称“人民银行”）等管理部门的指导和公司主要领导全力支持下，中证交就债务工具的登记、托管与结算体系的业务模式和系统建设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开发等前期工作。参照国际做法并结合我国当时情况，中证交设计了业务模式和初期需求，据此开发了过渡性债券结算系统，同时制定了业务规则；以此为依托办理了政策性金融债和中央银行融资券的簿记式登记、托管业务，支持了人民币公开市场操作试点；1995年承接了世界银行对人民银行“中国政府债券簿记系统设计”技术援助项目，1996年5月如期完成项目，形成了整体设计并借机了解和掌握了更多的国际经验。在财政部指导下，1995年中证交草拟了国债托管和国债结算管理办法两个规章性文件的中英文初稿；1996年，财政部主持世界银行技援项目，对两个文件进行了国际咨询与论证；1997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债托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发布。以上准备为中央结算公司设立后迅速投入运营及日后的稳步发展打下了业务、技术、制度及人才基础，并初步确立了法律地位和依据。

　　以上文字浓缩概括了中证交在中央结算公司设立前期（1994—1996年）的相关工作成果。在此期间，受当时中证交董事长兼总经理王伯岩委托，公司内由我分管和主持上述工作，在内外部相关部门及人员的配合及支持下，获得成功。这段经历尽管难以忘怀，然岁月已久，能较为清晰回忆起的具体事情已经不多了，目前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机缘巧合与天时、地利、人和等美好记忆，而困难及困扰等不愉快则被淡化了。当然，所有这些只是我的个人体验亦即条线式经历，而且要尽量还原成当时的认知，因此会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但它确实是时代大潮里的一朵浪花。 

　　机缘相交  知行互动

　　回忆中令我感到惊奇的是，我的从业与学习经历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我与金融基础设施的不解之缘。

　　1982年我从中央财经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人民银行会计司会计处工作。1984年，在中国工商银行从人民银行分离、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后，我被安排负责办理联行管理业务。联行是国内最早也是当时唯一的金融基础设施，是全社会资金转账流通的“大动脉”。但由于制度与设施的落后，与改革开放后的经济体制不协调、不配套，其在质量和效率方面的欠缺尤为严重。各个方面对此反应很大，可也找不到有效的解决办法。记得当时在处内也曾当作奇想议论过使用卫星通信的事。

　　1987年，我被行里选派到西德中央银行——德意志联邦银行进修，期限为一年半。这期间，我才弄清什么是中央银行及中央银行业务。开始时，我从自己的问题和好奇心出发，确定了三个感兴趣的进修题目：一是老本行，即转账支付问题；二是央行主要业务的操作方式；三是证券市场的运作。1989年3月，我完成进修任务回国。以上题目的成果：一是翻译了教科书中关于西德支付系统的有关章节，后应要求在工商银行系统内印发；二是受德意志联邦银行委托和资助，配合人民银行国际司殷明德同志，翻译出版了德意志联邦银行的系列丛书之七——《德意志联邦银行——职能和货币政策工具》一书，时任人民银行副行长陈元和德意志联邦银行副行长施莱辛格分别作序；三是通读、自学了一本德国原版《证券市场》教科书。当初“盲目”选学的这些内容与我后来所从事的工作居然密切相关且帮助极大。

　　回国之后，恰逢两大机会来临，像是奖励我完成进修的礼物，更像是对我学业的测试。首先是行领导决定建设卫星通信专用网，用于联行业务的传递，改手工联行为电子联行。这是国内首次采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传统金融基础设施的重大举措。原来的“奇想”将要变成现实，挑战性是不言而喻的。我作为唯一的业务参与人员，提出和确定了关键环节需求，执笔撰写了《中国人民银行电子联行往来制度》并组织了业务由点到面的推广应用。再有就是参与世界银行（以下简称“世行”）对人民银行现代化支付系统设计的技术援助项目。这一项目的动议在1990年以前已提出，但迟迟没有正式启动，原因之一是中方与外方就中国支付系统现状问题难以达成一致理解。后会计司委派我参加项目工作，以外方能理解的角度撰写了《中国支付系统现状报告》，得到了各方认可，成为该项目的第一份基础性文件，后经外方推荐在国际清算银行的《全球支付系统》杂志1992年春季刊上发表。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我担任世行项目办公室副主任，为项目咨询方——PA公司团队提供辅助支持，就中国金融现状问题进行答疑和解释。我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首肯，特别是世行的项目负责人沈联涛和当时咨询方项目经理凯普勒高度认可，这为后来工作的开展准备了良好的人和条件。支付系统项目的最终设计框架由五大子系统构成：大额实时转账系统、小额批量处理系统、同城票据清算系统、信用卡系统以及政府债券簿记系统。咨询项目结束后，前四个子系统纷纷得到落实，先后投入需求设计和开发。只有政府债券簿记系统尚无着落，原因自是多方面的，而这为中央结算公司的创立和发展埋下了伏笔，预留了空间。

　　凤凰涅槃  见龙在田

　　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金融机构主体数量的增加及其之间资金交易需求的出现，为规范其发展，人民银行金融管理司拟筹办一个金融市场报价交易中心，具体由金颖和屠光绍等同志负责。在这期间，行领导根据当时证券市场的发展情况和人民银行卫星通信专用网的建设和应用情况，决定将拟建报价交易中心改为建立一个无场化的法人股交易场所，并决定由会计司司长王伯岩牵头组建。王司长征询我的意见，是否愿意调离会计司参与此事。当时，电子联行已进入有序推进状态，世行项目也已完成现状调查。我因有在西德的相关学习情结，欣然表示同意。王伯岩司长在向有关行领导汇报时，行领导表示要我同时仍兼世行项目办副主任职务。

　　1993年初，中证交挂牌设立，由几大金融机构出资，党政关系挂靠人民银行。我担任中证交副总经理，分管托管部、清算部等后台业务，并协助总经理分管财务部。但中证交生不逢时，其设计的NET系统开通挂牌7只股票仅数月，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就通知NET和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以下简称“联办”）的STAQ系统不得再上市新股。不久，在新出台的公司法中又取消了法人股。最突出、最现实的问题是7只股票的交易佣金根本无法维持公司的运转，只能靠资本金拆借的收入聊补少米之炊。当时STAQ和天津、武汉的交易中心纷纷推出国债回购产品，交易异常火爆。在这种形势下，中证交召开中层以上干部会议，讨论是否要仿效。我依稀记得讨论后的主流意见认为，这样的交易场景不正常，我们若以同样方式介入则可能遭受较大风险，若以规范方式介入则竞争不过那三大中心，因此不如不介入。穷则独善其身，厌恶风险的文化取向令中证交躲过一劫，保持了清白。

　　然而，中证交的出路问题显然亟待解决。公司里想法很多，包括并入交易所，我认为应走自己的路。当时央行面临诸多重大改革任务，在货币政策实施方面是金融调控的间接化和市场化，这无疑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配套支持。中证交挂靠央行，是与金融机构具有天然联系的市场中介机构，具备各种必要资源，且地处人民银行总行门口，往来十分便捷。另外《德意志联邦银行——职能和货币政策工具》一书应该也给决策者留有较深印象。因此我当时感觉，寻求中证交的出路应从央行的需求和自身的优势出发。我将这些考虑向王伯岩董事长汇报后，得到他的大力支持和充分授权。我想到日后央行采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应是公开市场操作，需要有相应平台做支持，故与当时负责前台业务的副总经理屠光绍沟通，他随之请示陈元副行长，陈副行长表示了支持。当得知时任计划资金司司长尚福林就货币政策操作问题率团访德时，我与分管这项工作的时任计划资金司副司长吕世蕴和负责筹备此事的水汝庆处长保持密切联系，按西德模式明确了公开市场操作平台的需求框架，并立即付诸开发。1995年5月，央行人民币公开市场操作依托中证交试办，发行的无纸化央行融资券由中证交托管。在此之前，我们围绕债券的集中后台管理开展了一系列有效工作。

　　当时，在国人的观念中有一些误区，如金融市场就是集中撮合的股票市场，最值得关注的是前台交易，而托管结算等后台业务是辅助性的非独立职能，只能依附于交易场所，等等。而我在西德了解到，央行为实施货币政策而经常开展的公开市场操作是不依赖股票市场的金融市场行为，对债券的依赖程度更高，且有着高品质、高安全保障的要求。我也曾参观过西德的有价证券保管银行（Wertpapier Sammel Bank）。令我惊奇并引发思考的还是当时国内债券乱象环生的状况，由此对支付系统技援项目中的“政府债券簿记系统”有了更现实的理解，坚定了将运行债券簿记系统并对央行货币政策操作提供支持作为中证交未来出路的想法。我将这一想法向王伯岩董事长汇报后，得到了高度赞同。

　　当时的债券乱象引起了多方面的关注。关于治理办法，政策部门也已有明确的想法，如时任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吴晓灵、副局长谢平和财政部国债司司长高坚等，对实行国债的集中托管是有共识的，但在由谁来承接的问题上还没有明确意见。因此在实施思路上，我将主要着力点放在业务能力的快速建设上，既为潜在支持方提供依据并打消怀疑者的疑虑，也为下一步承接这项业务做专业准备。其他如机构、法规等方面的工作，我们也积极参与，争取有利安排。

　　顺势应运  术道相济

　　现在回过头来看，中证交的生存时间虽不长，但有效集合了必要资源，是近乎完美的孵化器，可以说没有中证交就没有中央结算公司。当时的工作成果在诸多文件中有过列举，故不再赘述。这里仅凭能回忆起的一些具体事例，来重温并与大家分享那段时光——

　　在1994年中证交陷入困境时，债券是我们的知识短板，其场外交易方式及其后台业务更是我们的专业盲点。当时在社会上大都轻视场外交易。后经多方了解，CEDEL（即现在明讯银行的前身）是处理债券后台业务的国际专业机构，且中国银行是其股东。我们请时任中国银行总行资金部总经理李福祥帮助联系了CEDEL香港办事处的相关人员，后者多次来京为我们讲述CEDEL的业务流程。我们从屠光绍副总经理处得到了最早的相关国际标准，即国际三十人小组（G30）在1989年推出的“关于证券结算系统的九条建议”。这些构成了我们的基础认知，在后续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此基础上，我们为中国的债券托管结算模式设计了一个整体方案。当时还没有PPT，方案用幻灯片做成了展示文本。人民银行研究局当时正在关注并与相关各方协调策划此事。我们专门向他们作了一次演示汇报，他们听后表示满意，增强了对我们的信心。后来交易所“327国债期货事件”也“加了一把火”。

　　为争取实际业务，当时我们还开发了一个近乎原始的债券托管结算系统。开发方式很初级，基本上是边提需求边开发，基于PC平台。但这样一个简单的系统，却形成了我们当时的相关IT能力，也为后来的系统建设作了探索。

　　央行牵头设立三大政策性银行，资金筹措方式确定为发债。值此良机又有上述积累，我们起草了政策性银行债券托管制度。我向尚福林司长建议该类债券实行无纸化，由中证交托管。尚司长也是世行支付系统项目中决策委员会的成员，深知此举意义深远，除对建议表示赞同外，要求低调处理。随之，他对我们起草的制度组织了一次讨论后，要我们组织认购单位——城市信用社召开会议，通报此做法。会址选在西郊宾馆，尚司长委派时任资金司副司长段引玲出席，指定时任处长张晓慧负责协调。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会后不久，国家开发银行第一笔债由计划资金司指定面向城市信用社发行，中证交提供无纸化托管。遵嘱，我们保持了低调。

　　至此，在人民银行这方已是水到渠成之势。我作为世行项目办副主任，了解到政府债券簿记系统已归入另一项目——人民银行财政代理和货币政策项目。基于与财政部的业务关系，人民银行将此事交由国库司牵头。我与时任司长黄挹卿和处长黄海波沟通，几乎是一拍即合。经请示当时分管国库司的朱小华副行长同意，决定用中证交的力量来完成这一项目。黄挹卿司长指定由我担任项目中方经理，负责组织实施，国库司负责对外协调和联络，具体由黄海波处长负责。在世行方面，原中国金融部门技援项目负责人沈联涛已就职香港金融管理局（以下简称“香港金管局”），继任者是熟知的PA原项目经理凯普勒。他对中证交做了审查，项目顺畅通过了。我按照支付系统项目的组织架构提出了方案，人民银行国库司出面组织，由朱小华副行长担任决策委主席，黄挹卿司长任副主席，另有财政部及主要市场机构的人士参与。这一项目完成后，凯普勒主动问我还需要做什么，表示还有支持资金。因此，我提出“债券市场风险控制机制与信息管理”项目，但规模比较小。该项目的成果是两位资深专家——美国的丹尼斯和西班牙的门德斯各完成一份报告，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承担世行项目的意义有很多，当时最明显的作用是打消了其他方面对承接这个领域的涉足。

　　基于世行项目资源，我们组织多次出国考察，对欧洲、美洲、大洋洲主要国家的债券托管结算模式与系统均有过实地了解。每个考察团均有财政部、人民银行的同志参加，加深了对此事的理解。对中证交来说，颇有实效的还有1995年秋季赴中国香港的学习考察。当时沈联涛任香港金管局副总裁，在香港实施的支付系统项目已进入验收阶段，其中包括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CMU）。我与他联系后，他很高兴地表示欢迎。我们组织了十余人的队伍，包括业务和技术人员以及人民银行有关人员，历时约两个月，在香港金管局实地观摩其验收过程，收获颇丰。

　　大约在1995年秋，吴晓灵、谢平两位局长和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宏观司司长楼继伟、联办副总干事章知方同中证交董事长王伯岩、副总经理屠光绍和我，一同去了财政部国债司高坚司长处，协商机构设立之事。

　　财政部也表现出积极态度。国债司要求我们代拟国债托管和国债结算两个管理办法。我发动中证交业务骨干及时拟出，并按要求译成了英文稿。后财政部、人民银行协商确定财政部负责发布国债托管管理办法，另一个由人民银行负责。中证交的刘凡、吴方伟和徐良堆参与了该项目工作，并随同国债司作了一次出国考察。1997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债托管管理暂行办法》发布，其中第五条规定：“国债托管实行全国集中、统一管理的体制，财政部授权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央公司）依本办法按照不以营利为目的原则主持建立和运营全国国债托管系统，并实行自律性管理。”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簿记系统项目进展顺利。1996年初，项目评审会在珠海召开，由朱小华副行长担任评审会主任。会上，参会人员对项目进展情况十分满意。凯普勒对项目管理工作大加赞赏，向朱小华副行长表示感谢。朱副行长很高兴，问我下一步应做的事。我说机构问题不解决，项目成果就很难落实。朱副行长很同意，回来后，亲抓机构落实问题。这期间谢平副局长曾问过我，新公司名称前应冠“中央”还是“中国”，我一时没明白意思，故问他的意见。他说应是“中央”，以表示唯一。我非常赞同。1996年12月，中央结算公司终于成立，董事会会议在新世纪饭店举行，人民银行朱小华副行长和财政部刘积斌副部长出席。

　　中国债券市场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实践感悟  相得益彰

　　这段经历启发我产生了一些相关感受和感悟，说来浅显，但对我后来的工作有一定引领作用，小结一下也许有用。

　　——传统金融基础设施属于后台业务，本身如空气和水的存在，运行良好时并不会引人关注，只有发生问题时才会引起恐慌和重视。但在当代金融环境下，基础设施的角色已不完全是被动支持，而是具备了反作用于金融运行的资源条件，可以起到一定的保障、促进和制约作用。

　　——现代金融基础设施日渐成为保障市场平稳运行与健康发展的关键设施，处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兼具政策性和操作性。基础设施需要有“善利万物而不争”的胸怀，因此，提出“为政府分忧、为市场解难”的策略，当时应该是有效的。

　　——金融基础设施的首要追求目标是安全，而交易平台追求的主要是效率，这是二者内在的不同。金融市场的平稳发展还有低成本和开放性这两点关键需求。因此，在建设和运行中，如何处理好安全、效率、低成本和开放性的关系，是金融基础设施提供者始终需要予以高度重视的。因这四种需求是相互影响甚至有时是相悖的，需要平衡发展，不可顾此失彼。我喜欢比喻为：就像用木条连接好的四个桌腿与桌面对接，需对每个桌腿的螺钉按顺序各拧一扣，让四个腿同步上紧，如先上紧一个，其余多半会出问题。

　　——当时形成的对中国债券市场未来框架的构想是物理分散、逻辑统一。中国债市未来应是统一的市场，但并不是指只有唯一的前台。多个前台之间的竞争有利于提高交易及价格发现效率，因此物理上可有若干个，甚至像境外信息商也可以为市场提供报价等交易服务。然而，后台应保持唯一，即不论如何成交，其交易后处理应是集中的。这样价格可以套平，风控标准一致，在逻辑上就是一个规范统一的大市场。现在看，这一构想是过于理想化了。

　　——经历了由乱到治的变化，也对债市有所认识。债市是政府部门参与最多、最深的金融市场，是财政和货币两大宏观经济政策的结合点。如果说股市风险会对一国经济造成冲击，则债市风险甚至有可能威胁到国家安全。因此，要特别重视维护社会对债市的信心，包括对基础设施的信赖。

　　——运作完成一项事业，不只是靠点和线，也不是靠一个面的努力，要尽可能形成多维度的时空协同态势来推进。不同维度的事可起到相互带动和促成的作用。就如同上楼，一只脚登上一阶是为另一只脚踏上更高一阶作铺垫，交替登高。

　　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动感的年代，也是一段难得的人生经历，对我的职业生涯来说更是一个丰收的季节。是以作文以记之。